王辉斌：李贽批评本《西游记》的几个问题
所谓“李评本”或“李评本《西游记》”，即“李贽批评本《西游记》”，其全称为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》，为明刊本。现已知的李贽批评本《西游记》，主要有六种，即：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、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、日本广岛大学图书馆藏本、日本广岛浅野图书馆藏本（一帙）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本、河南省图书馆藏本。
1994年12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，排印出版了署名为“吴承恩著、李贽评”的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》，成为通行的李贽批评本《西游记》（以下简称“李评本”）。2011年5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》再次印刷出版。
上述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在内的七种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，其中的所谓“李贽评”者，其实乃皆为无锡文人叶昼所作伪，即李贽生前并不曾评点过《西游记》。这是因为，一则现存李贽作品集如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等，根本没有李贽评点《西游记》之只字记载；二则钱希言《戏瑕》、周工《因树屋书影》、盛于斯《休庵影语》等，早已指出其乃叶昼所为。
对于叶昼托李贽之名而评点《西游记》，我在2000年于《南昌大学学报》所发表的《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》[1]一文，已有详考，此不具述。虽然如此，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也还存在着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，如叶昼托名李贽批评的时间，叶昼批评本所用的底本，其底本与金陵世德堂本的关系等等。有鉴于此，故特撰是文，以对存在于“李评本”中的四个问题略作考察如次。
1
李评本之“序”与作者生平
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卷首有两篇“序”，一为内阁文库藏本中的“幔亭过客”之《西游记题辞》（一作“题词”，又作“题辞”），一为广岛大学图书馆藏本中的李贽《批点西游记序》[2]。后者的李贽《批点西游记序》一文，主要是对“不曰东游，而曰西游”的解释，如认为“东方无佛无经，西方有佛有经”，并且是先“有佛然后有经”等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此《序》文两处有“秃老”二字，以意在表明其为李贽之自称，亦即用以证实该《序》为李贽所作。
其实，李贽为文是从来不自称为“秃老”的，这从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、《藏书》、《续藏书》等现存的李贽著作中，即可准确获知[3]。更何况，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乃为一部托名批评本，即其系叶昼作伪之产物。所以，这篇署名为“李贽”的《批点西游记序》，是绝非出自李贽之手的。
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
内阁文库藏本中的“幔亭过客”《西游记题辞》一文，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、傅惜华《内阁文库访书记》、徐朔方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·前言》、朱一玄《明清小说资料选编》、朱一玄等《<西游记>资料汇编》、蔡铁鹰《西游记资料汇编》等，均认为是袁于令所为，良是。
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并认为：“卷首有题词，后署‘幔亭过客’。墨章二，一曰‘字令昭’，一曰‘白宾’。‘幔亭’、‘令昭’、‘白宾’，俱是袁于令字，则序作者乃于令也。”[4] 傅惜华《内阁文库访书记》大抵同此，唯认为“盖出于词曲家袁于令之笔”。傅著认为袁于令为词曲家者，乃见载于《明代传奇全目》，此书第二卷著录了《金锁记》一种，所撰“提要”为：
《南国词谱》卷首‘古今人谱词曲传剧总目’，别题：‘袁于令作。’《传奇汇考标目》著录，唯注文称：‘一云袁于令作，或云桐柏初稿，袁于令又改定之。’”[5]
袁于令既曾著《金锁记》传奇，自然就属于词曲家之列了。其实，袁于令还是一位小说家，所撰《隋史遗文》一书，凡十二卷六十回，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卷二已著录，并有“题要”云：“明崇祯刊本。图三十叶，六十面。四周单边。正文九行，行十九字。板心上有‘隋唐’二字。明袁韫玉撰。不署名。首崇祯癸酉（六年）自序，后署‘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’。章二：曰‘令昭氏’，曰‘吉衣主人’。
书不署名。据此知为韫玉所作。韫玉一名晋，又名于令，字令昭。号甚多：曰白宾，曰箨庵，曰凫公，皆一人。吴县人。入清，官荆州府知府。”[6]
袁于令既有《隋唐遗史》之小说，则其应邀为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撰写《西游记题辞》一文，也就自在情理之中。
关于袁于令的生卒年与享年，徐朔方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·前言》、蔡铁鹰《西游记资料汇编》，均认为其生于公元1592年（明万历二十年），卒于公元1674年（清康熙十三年），享年83岁，但其却皆无材料交待。
检读《续修四库全书·集部》第1744册影明刊本凌濛初辑《南音三籁》四卷，卷首有袁于令为之序，其结尾落款为：“康熙戊申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。”其中的“康熙戊申”，为康熙七年，即公元1668年，以此上推“七十七龄”，为公元1592年，也就是明万历二十年，为袁于令的生年之证。
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《张岱诗文集·张子诗粃》卷二有《为袁箨庵题旌停笔哀之》一诗，对袁于令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。是诗云：
天生麟凤不易得，世上才人亦间出。余见鹿城袁箨庵，舌吐三日不能含。《西楼》一剧传天下，四十年来无作者。前有《西厢》后《还魂》，颉颃其间称弟昆。艳丽场中居一席，摩诘生前谬词客。……及召荆州为太守，除却弦歌无一有。轻视督邮如儿曹，五斗何为肯折腰。……旅榇迟迟不肯行，岂向远方盼臣卿？欲慰孝子呱呱泣，已享盛名八十一。”[7]
诗中的“旅榇迟迟不肯行”，是指张岱写这诗时袁于令已死，故诗题乃有“哀之”云云（实际上是诗为张岱参加袁于令的“追悼会”后所写），而“已享盛名八十一”，则是谓袁于令死时为81岁。以此合勘袁于令生年之万历二十年，可知其卒年乃在康熙十一年（公元1672年）。
又《张岱诗文集·琅嬛文集》卷三有《答袁箨庵》一文，张岱在其中多次称袁于令为“吾兄”、“兄”，表明二人的关系是相当殷密的，如此，则其于诗中所言袁于令“已享盛名八十一”者，应为可信。由是而观，可知袁于令的卒年不是康熙十三年。
《张岱诗文集》
另据张凤翼《稗说》卷三（《明史资料丛书》第二辑）“袁箨庵”条，其中有“以老终于会稽”云云，知袁于令的卒地乃在今浙江绍兴。
2
李评本的批点与刻印时间
袁于令既为明末清初人，其《西游记题辞》就必然撰写于明末之际，否则，载有此“题辞”的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，就不能称之为“明刊本”了。正因此，傅惜华《内阁文库访书记》即认为“明吴承恩撰，明李贽评”本《西游记》，乃为“天启间刻本”。
而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卷四“明清部三·灵怪类”于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》所写“题记”则认为：“卷首附图百叶，前后二面写一回事。刻绘精绝。‘五行山下定心猿’一图中，岩石上有细字四，曰‘刘君裕刻’，则昌、启时刻书也。为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刻绘“图百叶”的刻工刘君裕，与凌濛初关系甚为笃密，凌濛初的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即为其所刻。
另据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刘君裕还曾刻过《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》一书[8]，“陈眉公”即陈继儒，与冯梦龙同为明末文学家，刘君裕既为二人之书刻图，则其为明末人乃无疑。孙著所言之“昌、启”，即“泰昌”与“天启”，前者为明光宗年号，凡一年（公元1620年），后者为明熹宗年号，凡七年（公元1620—1627年），即以最后一年计，则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刻印于明熹宗天启七年（或其前），即可论断。
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既刻印于明天启七年或之前，其时距李贽之卒的万历三十年（公元1602年），凡25年，此则表明，托名者所托李贽之名以评点《西游记》者，就必定是在这25年之内的。这是因为，据现有材料可知，李贽晚年曾因著述而下狱，其所传世的各种书均曾为朝廷列为禁书，当时批评者避之还来不及，焉有托其名而评点一部百回本的《西游记》之理？
而待万历三十年李贽自绝于狱中之后，情况即慢慢发生了变化，李贽诸书也因之被逐渐解禁，斯时，作伪者才开始了其之作伪。对此，汪本柯《续刻李氏书序》一文乃有所载。其云：
先生……一死而书益传，名益重。……至于今十有七年，昔之疑以释，忌以平，怒以消。疑不唯释且信，忌不唯平且喜，怒不唯消且德矣。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，无不欲先生之书而读之者，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。夫伪为先生者，套先生之口气，冒先生之批评，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，世不乏识子，固自能辨之。第寖至今日，坊间一切戏剧淫谑，刻本批点，动曰卓吾先生，耳食辈翕然艳之，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，先生灵必有馀恫矣。[9]
文中的“至于今十有七年”，是指李贽卒后的十七年（含万历三十年），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，而文末的“万历戊午夏”又可为之佐证，因为“万历戊午”就是万历四十六年。
据汪本柯此《序》，可知凡托名李贽批评之书者，乃皆作伪于万历三十年至万历四十六年的“十有七年”之间，则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之托名批评，也就自然是在这一时期的。
对于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的作伪，上举钱希言《戏瑕》、周工《因树屋书影》、盛于斯《休庵影语》等均有记载。如《戏瑕》卷三《赝籍》即云：
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，则有梁溪人叶开阳名昼者，刻画摹仿，次第勒成，托于温陵之名以行。往袁小选中郎，尝为余称，李氏《藏书》、《焚书》、《初潭集》、批点北《西厢》四部，即中郎所见者，亦止此而已。数年前，温陵事败，当路命毁其籍，吴中锓《藏书》板并废，近年复始大行。于是有宏父批点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拂》、《明珠》、《玉合》数种传奇及《皇明英烈传》，并出叶笔，何关于李！[10]
此文之所载，实际上是可与汪本柯《续刻李氏书序》一文互为印证的，但其中认为“宏父批点《水浒传》”也“出叶笔”者，则不的，原因是李贽批点《水浒传》，乃为确有之事实，对此，我已先后在《李贽批评<水浒>的真伪》等文[11]中进行了详考，此兹罢论。
钱希言《戏瑕》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（公元1613年），其于文中既言叶昼托李贽之名已批点了《西游记》，则其所托李贽之名进行批点的时间，勘之“近年复始大行”之“近年”，以及上引汪本柯《续刻李氏书序》之所言，似当在万历三十九年前后。
若此说不误，则“并出叶笔”之“《三国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拂》、《明珠》、《玉合》数种传奇及《皇明英烈传》”等书之批点，乃皆为叶昼作伪于李贽卒后的十年前后，而其梓行于世者，亦当在此之际。
3
李评本与世德堂本的关系
在现所存见的百回本《西游记》中，有两种为明刊本，其一为金陵世德堂主人唐光禄所刻印之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，其一即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。唐光禄所刻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，一般简称为“世德堂本”或“世本”，因卷首所附陈元之《西游记序》之末有“时壬辰夏端四日也”八字，而被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认定为万历二十年（公元1592年）刻本。
“世德堂本”《西游记》既板梓于万历二十年，且又为百回本，就表明在万历二十年的明代初中期之际，有一种百回本的《西游记》“写定本”在流传，而唐光禄世德堂所梓行的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，即是据其而“新刻”[12]。如此，就涉及到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所用的底本问题了。
岳麓书社版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》
如上所考述，叶昼托名李贽批点《西游记》，乃是在万历三十九年前后，是时，“世德堂本”《西游记》流行于世已有近20年之久，揆之常理，叶昼所托名批点的《西游记》底本，理应为“世德堂本”。而且，“世德堂本”为唐光禄刻印于今江苏南京，而叶昼又为江苏无锡人，二地近在咫尺，即叶昼在当时要获得一部“世德堂本”也是极为容易的。
但有论者认为，“世德堂本”《西游记》与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虽然均为百回本，但“世德堂本”的目录与正文之编排，是既有卷次又有回目，即其为乃20卷的百回本，而“李评本”则只有百回之目而无卷次，也即为不分卷的百回本，因而其底本有可能并非为“世德堂本”。事实上，这种认识是颇不符合《西游记》版本演变与发展之实况的。
虽然，“世德堂本”与“李评本”在目录的编排上有所区别，即一为分卷本，一为不分卷本，但这只是一种编排形式，而不能用以怀疑或者否定二者的底本关系。这两种版本的《西游记》具有底本关系者，以下三方面乃可确证。其具体为：
1二者均为百回本，但均没有“江流儿”的故事。所谓“江流儿”的故事，是指唐僧出生的一段文字描写，也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西游记》在第八回与第九回之间增补的“陈光蕊赴任逢灾，江流僧逢仇报本”一回的内容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西游记》所增补者，乃据清乾隆间梓行的“晋省书业公记”本张书绅《新说西游记》而为。
在《西游记》版本史上，明代具有“江流儿”故事的《西游记》，现可知者只有两种，其一为朱鼎臣编辑本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，其二为明末清初文学家查望所藏或所刻之大略堂古本《西游释厄传》[13]。这两种《西游记》，前者为改编本，后者虽为百回本，但在回目、内容等方面，均与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不类，所以，其决非为叶昼托名批评所用之底本。
二者在回目的编排方式上虽然略有所别，但一百回的回目内容却完全相同。据统计，“世德堂本”的一百回之回目，属于四字句者有3回，五字句者有8回，六字句者有1回，七字句者有76回，八字句者有12回，而“李评本”之回目不仅也是如此，而且各自次序的安排也完全一致。如“世德堂本”3回四字句的回目，分别为第14回、第82回、第100回，“李评本”这3回回目的安排也是第14回、第82回、第100回；“世德堂本”8回五字句的回目，分别为第23回、第30回、第33回、第41回、第56回、第66回、第77回、第83回，“李评本”这8回回目的安排也是如此。
仅此即可表明，“李评本”虽然为不分卷本，但其一百回的回目安排，却是与“世德堂本”不存在任何差异的。
3二者正文的文字也完全一样。对此，上引徐朔方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·前言》中的一段话，即可为之证实。其为：“校勘表明，所谓‘李卓吾先生批评’（简称李本）《西游记》非常接近世德堂刊本，它也没有原第九回《光蕊赴任逢灾，江流僧逢仇报本》，同样在第十一回的韵语中留下删改前的痕迹：‘出身命犯落红（江）星，顺水随波逐浪泱。海岛金山有大缘，迁安和尚将他修。’就字数而论，将第一回逐字校阅的结果，李本与世堂德本两者字数相等。偶有出入，不是出于增删或校订。”[14]已是言之甚明。
天津古籍出版社版《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》
综此三者，是知“世堂德本”为“李评本”的底本，乃无可怀疑。
4
“李评本”批评《西游记》的主旨
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，由于是叶昼托名李贽批评的产物，因而长期以来，少有研究者对其批评的主旨、成就、特点等进行关注。13年前的2000年，我于《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》一文中，虽然对存在于明代小说批评中的这种托名批评现象，首次进行了鸟瞰式的观照，其中也涉及到了叶昼的托伪批评，但所论却甚为有限。而且，对叶昼批评《西游记》的主旨，因篇幅所限，也无只字相及。
作为一位托名批评家，叶昼的小说批评理论是堪值总结与讨论的，而其于《西游记》批评的主旨，即为其中之一。叶昼对《西游记》的批评，就其形式而言，主要有两种，一为文中小字注，二即回末评（以“总批”二字标明），而后者又为其关键之所在。
后者的回末评，亦即“总批”，一般为一回一批，但也有例外的，如第20回之末即没有“总批”，第23回则于“总批”之外又有一则“又批”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进行了两次回末评，因第一次的“总批”言犹未尽，故以“又批”的形式再作补充。虽然如此，这种两次“总批”的比例在全书中却是极小的。
上海古籍出版社版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》
小字注与回末评的内容，综而观之，所反映的即为叶昼对《西游记》批评之主旨。叶昼对《西游记》批评的主旨，要而言之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：其一是对《西游记》宗旨的揭示；其二是借批评以抒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；其三即对《西游记》艺术的称道；其四为对佛道思想的宣扬。
而在这四者之中，前二者又为叶昼批评《西游记》主旨的重点所在。为便于对此之认识，请先看第一回的回末之评：
读《西游记》者，不知作者宗旨，定作戏论，余为一一拈出，庶几不埋没了作者之意。即如第一回有无限妙处，若得其意，胜如罄翻一大藏了也。篇中云“释厄传”，见此己读之可释厄也。若读了《西游》厄仍不释，却不辜负了《西游记》么？何以言释厄？只是能解脱便是。……见得人不为圣贤，即为禽兽。今既登王入圣，便不为禽兽了，所以不入飞鸟之丛，不从走兽之类也。人何可不为圣贤而甘为禽兽呢？……又曰“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，更无一个为身命者”。已是明白说了也。余不必多为注脚，读者须自知之。[15]
在这段“总批”文字中，叶昼首先是和盘托出了其批评《西游记》的动机与目的：“读《西游记》者，不知作者宗旨，定作戏论，余为一一拈出，庶几不埋没了作者之意。”不仅希望读者能明白作者苦心经营的《西游记》之“宗旨”，而且还要在批评中把属于作者之“宗旨”者，“一一拈出”，认为只有这样作，才不至于“埋没了作者之意”。
此则表明，对作者创作《西游记》“宗旨”之揭示，即成为了叶昼批评《西游记》主旨的一项重要内容。而“见得人不为圣贤，即为禽兽”云云，则涉及的是叶昼对当时社会的看法，正因此，他才特地引了小说中“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，更无一个为身命者”之原文，用以加深读者对其看法的印象。最后则以“已是明白说了也。余不必多为注脚，读者须自知之”的断语作结，以收束全篇。类此者，另有第十四回、第十六回、第十九回的“总批”等。
借小说批评以抒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，在一部“李评本”《西游记》的“总批”中，其例乃甚多。如第二回“总批”之“样样不学，只学长生。猴且如此，而况人乎？……酒色财气，俱短生之术也，世人有谁能离此四者乎？”，即属此类，前者是对人间求生长不老之术者的讽刺，后者则是对终日不离“酒色财气”者的一种鞭挞。
又如“世上只有自在好”（第六回“总批”），“刘太保是个爽直之人，比那等吃素而欺心者天地悬隔”（第十三回“总批”），“世上以功为罪，以德为仇，比比而是”（第二十七回“总批”），“世上有哪一个不在老婆处点卯的”（第三十一回“总批”）等等，就都属于批评者对社会现实乃至对人生认识的抒写，其中虽然不乏抑喻的成份，但总的说来是具有其极积的一面的。
对《西游记》艺术进行批评，为“李评本《西游记》所占篇幅之最多者，且小字注与回末评两种形式均存在。《西游记》的艺术，最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者，主要表现在人物、情节、语言三个方面，而人物与情节又为其重中之重。叶昼对《西游记》艺术的批评，即重在人物与情节两个方面，且均具有笔墨省净、用语简洁等特点。
先看对人物的批点。如第二十三回的“总批”：“描画八戒贪色处妙绝，只三个不要栽我，还从众计较，便画出无限不可画处。”这是对八戒人物描写的称赞，认为“画出无限不可画处”者，即为“描画八戒贪色处妙绝”的真谛之所在。又如第三十二回的“总批”：“描绘孙行者顽处，猪八戒呆处，令人绝例。化工笔也。”
而在人物描写方面，批评者还曾指出其之不足处，并陈之以己见以供读者参考，这是颇值注意的。如第十八回“高老庄”故事之末的“总批”为：“真是一对好夫妻，毕竟老婆强似老公。……行者妆女儿处尚少描画，若能设身做出夫妻模样，更当令人绝倒。”认为对“行者妆女儿处”的描写有欠逼真，因而建议应“设身做出夫妻模样”，若如此，则“更当令人绝倒”，实属见解独到。
又如第三十八回的“总批”：“描画行者耍处，八戒笨处，咄咄欲真，传神手也。”既称作者为“传神手”，则其笔下的人物描写就自然是生动传神。仅此四例，即可窥见批评者艺术修养之一斑。
再看对情节之评论。如第十一回的“总批”：“此回最为奇幻。刘全、李翠莲、相公、相婆俱从笔端幻出，殊为赅异。而贯穿傅奕、萧瑀事，成为妙合。”这是对“唐太宗魂游地府”情节的赞许。又如第二十回的“总评”：“一班趣人作伴，老和尚也不寂寞。何物文人，幻笔乃尔！”这是对“五庄观”故事之情节的首肯，其中“幻笔乃尔”四字，极为省净。
又如第三十三回的“总批”：“说到装天处令人绝倒，何物文人，奇幻至此！”以及第三十四的“总批”：“唐僧化虎，白马变龙，都是文心极灵极妙，文笔极奇极幻处。做举子业的秀才，如何有此？有此亦为龙虎矣。○或戏曰：变老虎是和尚家衣钵，有甚奇处？为之绝倒。”
这四例“总批”，均重在一个“奇”，是叶昼对《西游记》情节善于变化、《西游记》作者想象丰富等特点的高度颂扬。在一部“朱评本”的“总批”（小字注也多此类评点）中，类此者不胜枚举，若综而观之，即构成了一部特色独具的“《西游记艺术论》”。
凤凰出版社版《李卓吾批本西游记》
在《西游记题辞》一文中，袁于令曾如是写道：“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，玄门修炼之道。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，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处引而伸之，何境地不通？何道不洽？”由此不难看出，认为“三教已括于一部”者，是袁于令对《西游记》的一种综合认识，即其主张从“三教合一”的角度去读《西游记》。
而“李评本”之于《西游记》的批评，亦正是与此大相关联的，其中，又尤以对佛道之宣扬不遗馀力。众所周知，一部百回本《西游记》，主要是在佛道中讨生活，因而于佛道的描写乃特多，而“李评本”的批评，亦属如此，如第八回、第十二回、第三十五回、第九十回等之“总评”，即皆为其例。请看第三十六回的“总批”：
说月处大须着眼。○行者、沙僧之语，人易知道。最妙是八戒二语，人容易忽略。特拈出之。八戒之语曰：‘他都伶俐修来福，我自愚痴积下缘。’直说因果，乃大乘之言，非玄门小小修炼已也。着眼，着眼[16]
其中的“乃大乘之言”，是指猪八戒之所语，具有“直说因果”的特性，为大乘佛法的内容之一。而第四十四回的“总批”，则是集佛道儒“三教合一”而进行的：“僧也不要灭道，道也不要灭僧，只要做和尚便做个真正和尚，做道士便做个真正道士，自然各有好处。尝说真正儒者决不以二氏为异端也，噫，可与语此者谁乎？”
此所反映的，即为批评者叶昼“三教合一”的认识观。由此看来，叶昼与袁于令之于《西游记》“三教合一”的认识，乃是甚为扣合的。
[1]王辉斌《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》，载《南昌大学学报》2000年2期。第85页—90页。
[2]前者见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第105页，后者见朱一玄编《明清小说资料选编》第428页。
[3]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《明容与堂刻水浒传》本之回评，多有用“秃翁曰”、“李秃翁曰”者，以表明其回评乃李贽所为，其实，容与堂《水浒传》中之“李贽批评”，乃皆为叶昼托李贽之名批评的结果，对此，拙著《四大奇书研究》第三编《李贽批评<水浒>的真伪》（第199页—212页）一文乃有详考,可参看。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。
[4]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》卷四《明清部三·灵怪类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。第105页。
[5]傅惜华《明代传奇全目》卷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。第161页
[6]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卷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。第50页。
[7]张岱《张岱诗文集》卷二《张子诗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。第58页。
[8]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之“子部·小说类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第420页。
[9]汪本柯《续刻李氏书序》，《焚书·续焚书》附录，岳麓书社1990年版。第415页。
[10]钱希言《戏瑕》卷三，朱一玄等编《水浒传资料汇编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。第151页。
[11]关于李贽评点《水浒传》之实况，拙著《四大奇书》第三编《李贽批评<水浒>的真伪》（第199页—212页）、第四编《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》（第223页—235页）二文均有详考，可参看。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。
[12]以上所言，可具体参见拙作《<西游记>祖本新探》一文,载《宁夏大学学报》1993年1期。第58页—62页。
[13]关于查望所藏或所刻大略堂古本《西游释厄传》，具体参见拙作《汪象旭与“西湖文人集团”——<西游记>祖本之“大略堂”古本再探讨》一文，载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》2012年6期，第96页——100页。
[14]徐朔方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前言》，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第5页。
[15]吴承恩著、李卓吾评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》第一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第14页。
[16]吴承恩著、李卓吾评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》第三十六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第483页。
《四大奇书探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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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载黄山书社2014年版《四大奇书探究》，经作者授权刊发，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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